陈学礼:我们今天在这里对谈,你们架着话筒和我聊天,这是一种权力的不对等吗?(笑)你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很多人不在意这个问题,ta会觉得我在做我的事情,在做我的研究,在做我的记录,ta没有想过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关系。很多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把自己称为所谓的“电影导演”,我觉得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太理解摄像机前的人是如何与ta在一起完成了电影的合作过程。“如果演员想象力不够的话,拍这些特效电影是非常痛苦的,他痛苦我们也痛苦。电影的动作篇幅、硬桥段比较多,情感部分只有一些,但这个一定要把握得非常准确,这几个演员给了我们信心。”郑保瑞说。